西南联大
克罗齐讲过，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，这句话很容易理解，研究历史都
西南联合大学是和抗战共始终的一所大学，从1937年到1946年。这个大学没有校长，只有三位常委。很久以来，西南联大为什么会引起研究现代史、研究中国大学史或者中国教育史学者的兴趣?我觉得主要是西南联大在创办过程当中的精神，它在这九年当中留下的精神遗产，对今天的大学可能会有一些启示。
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的时候，《观察》周刊对西南联合大学有一篇报道，它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功是宽容气质和民主精神结合的典范。到了2000年以后，关于西南联大的传统，基本上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常识，大家认同西南联大保存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基本传统，主要是她的自由精神。
中国现代大学建立的时候，有一个优势，就是在模仿或者选择西方这个制度的时候，那些负责的人，最早接受西方大学制度的基本理念，就是认为在一个国家里面光有国立大学是不行的，一定得有私立大学，而且大学制度一定是向全球开放的，早期建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人接受了这个理念。所以那时中国大学的基本格局是国立大学、私立大学(包括教会大学)。
中国大学制度选择比较好，是因为一开始它具备两个比较有利的条件。第一，中国最早负责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首领，基本是由晚清科举制度中出来的，比如像蔡元培、蒋梦麟、唐文治、严修等，他们是在传统文化里受过严格训练的人，同时考察过西方教育，及时把握住了西方大学制度的核心，比如说大学独立、学术自由、思想自由。他们能接受这些理念，跟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可能有一些关系。第二，蔡元培、蒋梦麟等，很快居于教育领袖的地位，作为教育领袖，他有职有权，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大学制度，对西方大学的核心理念，能够把握得准。这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起步时的两个重要前提。
西南联合大学建立的前提，是因1937年的抗日战争。抗战爆发前，从蒋介石的角度来讲，他对中日关系的判断是：中日之间必有一战，但战争对中国来说，越晚爆发越好。所以，当时希望中日之间通过外交渠道来延缓中日战争爆发的观点很流行，在知识界，这个判断主要以胡适、陈寅恪、吴宓等为代表。他们认为，中国不能轻易开战是因中国国力不行，国防力量更弱，当时中国还没有建立现代的海军、现代的空军，所以不能跟日本人仓促开战，仓促开战肯定对中国不利，但抗战前两年，清华大学就把主要的图书、主要的仪器秘密运到了湖南长沙，在抗战前已经在长沙南岳建了校舍。
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，蒋介石在庐山开会，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庐山谈话会。蒋介石邀请了全国各阶层的精英到庐山，商量如果中日两国战争爆发，中国应该如何抗战以及教育文化应该如何保存。
会议名单是做过南开大学校长的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开出的。名单上有郭沫若，但郭沫若没有去。何廉把名单拿给蒋介石看的时候，蒋看到有郭沫若，很高兴，问这个人现在在哪里。北伐时期，郭沫若写文章骂过蒋介石，蒋介石对郭沫若有印象。当时北大校长蒋梦麟，南开校长张伯苓，清华校长梅贻琦以及胡适、傅斯年、王世杰等都到庐山开会。西南联大的建立与这个会议有关，蒋介石接受了以胡适、王世杰、傅斯年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建议。
胡适大体上提了四条主张。第一条是战时的教育是常态的教育。那时有很多人的意见是说大学不要办了，要么办临时短训班，让大学生赶紧上前线。还有一种主张是大学为战争服务，比如学化学的赶紧做炸药，学物理的赶紧做枪炮。胡适的战时教育常态化的主张，与他对世界的了解有关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许多国家调大学生去前线打仗，伤亡很大。战争结束以后，国家发展，人才明显不够。竺可桢当时也有这样的认识，他说一个国家外患不足畏，内患不足惧，最怕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没有清醒的头脑，没有新的知识，没有坚强的意志。大学是为国家培养领袖人才的。从事后的事实观察，政府接受了胡适战时教育就是平常教育的建议，该学什么就学什么，跟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的课程也要讲，哲学、文学、艺术都得讲，不能说要打仗了，就把大学改成短训班。正是接受了胡适的意见，决定建立西南联合大学、西北联合大学和东南联合大学。但东南联合大学没有搞起来，西北联合大学搞了不到一年就散了，与抗战共始终的只有西南联合大学。胡适的第二条建议，就是尊重同等学历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?一是为了救济天才，二是防止造假。因为国家在抗战时期，强调学历就会导致人造假，人就变得不诚实。第三条就是大学独立。对大学独立，胡适解释了两点：一是政党退出大学，大学里不能有政党活动；二是政府官员不能做大学校长或者大学的董事，以防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干涉校政。第四条，政府应禁止无知疆吏干涉教育，比如提倡在中小学读经。
西南联合大学设计的模式就是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个学校联合组成，但三校各自保留独立的学籍，不设校长，只设常委，负责日常工作的是秘书长，即杨振声，他是新文学的重要作家。
西南联合大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建立的一所大学。当时政府任命胡适为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，但胡适最后没有去，那时蒋介石有意让胡适做驻美大使。胡适自己说，政府有意把他充军到海外去。后来文学院院长由冯友兰担任，但胡适始终认为他自己是西南联大的一个成员。当时西南联合大学也请了周作人到文学院做教授。但周作人没有去昆明，当时到了昆明的人特别希望周作人能来。那时知识分子对日本有判断，周作人留在沦陷区，日本人一定会打他的主意。果不其然，周作人没有跟他当年的同事到昆明去，最后下了水，这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悲剧。
西南联合大学为什么成功?除了中国现代制度大学这个前提以外，昆明自然环境比较好，可能也是一个原因。我们现在不大关注西南联合大学所在的自然环境，我们比较关注人文条件。当时西南联合大学集中了中国三代知识分子，从他们的出生和教育上判断是三种类型，这三种类型分成教授和学生两个群体。
教授群体包括两代人，像胡适这一代，还有陈寅恪、梅贻琦、蒋梦麟这部分人，出生年龄在1890年前后。这个时段内出生的人，基本可以接受中西方两面的教育，一个是他们的国学基础比较好，同时他们大部分人到西方受过教育，或者考察过西方的教育。当时他们的年龄在五十岁左右。
第二类教授群体，就是1900年前后到1910年出生的，就是费孝通、钱锺书、陈省身、华罗庚这一批人。这一批知识分子也是两面，就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言之，他们不好和上一代相比，相对来说传统教育在他们身上弱化了。这一代知识分子，国学素养不太能跟前一代相比，但这一代知识分子大部分是留学欧美的，如钱锺书、费孝通、潘光旦等等，他们的西学又比前一代要好。西南联大当时有一个统计，在179个教授中，留美的有八十多个，留英有三十多个，留日的比较少，有三四个，没有留学的很少。三个校长，蒋梦麟是留美的博士，梅贻琦是留美的硕士，张伯苓虽然没有留过学，但张伯苓考察过德国和日本的教育，也是有世界眼光的。五院院长全部是留美的。各系的系主任大部分人都是博士。在西南联大，从这两个教授群体中可以大体判断出他们的文化背景，基本可以说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，西南联合大学实际上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融合了中西文化两面，在中国土地上结出的一个硕果。
第三类就是西南联大的学生。一般是1925年前后出生的，如杨振宁、李政道、何炳棣、王浩、何兆武等。他们的教育也基本上是中西两面，不过传统教育对上世纪20年代前后出生的人，也不好和前代相比了。但这个年代前后出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中，部分人在西方受过教育。后来杨振宁、李政道在科学上有很大成就，何炳棣、王浩、邹谠、殷海光在政治学、逻辑学、史学等方面，能获得很高地位，与他们在西南联大的文化基础分不开。西南联大学生中也出了很多作家和诗人，比如九叶诗派中，有好几个是西南联大的学生，还有汪曾祺、林蒲、吴纳荪等。西南联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主导了整个学校的价值，为后人留下很多启示。
最重要的启示可能还是大学独立，教授评议会很重，那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对西南联合大学很头疼。1939年后，陈立夫做教育部长。政府有一个规定，说在西南联合大学里面做院长以上的人，都得是国民党党员，但西南联大很多教授不以为然。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就说，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，我就不做这个院长。那时许多教授对党派进入校园活动是比较反感的。当时教育部还想把大学教材统一，西南联合大学马上给教育部打一个报告，说根本没有这个必要，说我们各校办了这么长时间，各个学校有自己的成规和传统，不必再另搞一套。西南联大时期，像这样的事情很多，在学校和政府之间，学校还是保持了相当大的独立性。不是说政府不应该对学校管理，也不是说没有管制，比如在经费上，校长与政府还是要保持良好关系。事后观察，西南联大时期，党化教育程度并没有落到实处。据说当时西南联合大学开党义课，老师往讲台一站，马上给学生鞠一个躬说：兄弟这门课是奉送的。那时教授对校园内的政党的活动，还是有比较清晰的认识。所以西南联大1946年回到北方的时候，国人对这个学校共同的评价是：民主堡垒，宽容精神。
西南联大的成功，还有一个原因是三个校长合作得比较好。知识分子多的地方，矛盾也多，学校里面勾心斗角的事也不是没有。西南联大初期，三个学校之间也有一些矛盾。张伯苓、梅贻琦筹办西南联大的时候，也各有各的心事。当时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先去了昆明，他的决心比较大，他觉得如果那两个学校不来，也要办这个学校。但三位校长一旦在一起工作，合作还非常好。当时西南联大大部分事务由清华校长梅贻琦管，蒋梦麟在联大后期做了政府行政院的秘书长，管事就更少了。张伯苓常在重庆，他跟蒋梦麟讲过，我的表态你代着就行了。
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功，还要归之于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生根。西南联大后来出了好几位有名的学生，他们在延续中国自由主义传统方面起了重要作用，比如殷海光，后来到台湾办《自由中国》，他就说过自己一生的思想背景是在西南联大形成的。自由主义传统确实给很多学生以心灵滋养。还有王浩，后来到美国去，是世界有名的数理逻辑学家，他回忆，在西南联合大学，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，做人做事都暗合自由主义传统。
（摘自《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〈修订版〉》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5月版，定价：20.00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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